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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74年开始，毛主席一直紧紧盯着国内国外发生的重要事情，并且多次对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提出批评和告诫。由于眼睛看不清、身子骨也不太好，他就让身边的秘书帮忙读文件、资料，好让自己随时了解政治局势的变动。要是需要的话，毛主席就口头说一下，然后由秘书帮忙写下来批示、画个圈。这样一来，他果断又迅速地阻止了江青那帮人的阴谋。
【毛泽东与江城武汉的缘分】
大半夜，毛泽东的火车在宽广的华北大地上嗖嗖地跑。经过保定、石家庄、邯郸、新乡、郑州……这些他挺熟的城市，一个个从车窗边一闪而过。
毛泽东这次出门，是中央政治局商量了好久才点头答应的。他第一站要去的是湖北的省会武汉。从北京到武汉，整个路程大概有1200多公里，差不多是京广铁路全长的一半。以往，毛泽东不管是坐着火车往南走离开北京，还是从南边坐火车回北京，都会在路上经过的城市和县里停下来，看看当地的工厂和农田怎么样；或者就在火车上开个小会，找当地的党政领导聊聊天，听听他们怎么说，自己做做调研。就算是后来那两次特殊时期的南边考察，毛泽东也保持着这个老习惯没变。
不过，毛泽东这次的出门挺特别。他自己讲，这次主要是为了“放松放松”，并非像过去那样出去“检查工作”。那时候的毛泽东，年纪已经很大，身体也不好，眼睛、耳朵都不中用了，这大大妨碍了他走路、看书、写字这些日常工作的基本要求。对于一个一辈子忙忙碌碌，把工作看得比啥都重要的革命家来说，这心里头肯定不好受。
7月18号那天，毛主席的火车头先到了武汉这个第一站。
武汉坐落在长江跟汉水交汇的地方，由三个隔江相望的城镇——武昌、汉口、汉阳构成。这里交通特别方便，地理位置重要，所以一直以来都有“连接九省的交通枢纽”这样的说法。
毛泽东跟武汉有着很深的渊源。
1918年夏天的时候，25岁的毛泽东头一回来到了武汉。到了第二年冬天，他又带着湖南那边反对张敬尧（大家喊他“驱张”）去北京请愿的队伍，再次来到了武汉。在这里，他碰见了当地“五四”运动的青年头儿恽代英，两个人见了个面。
1927年春天时候，蒋介石突然反水，大革命眼看就要垮台。有一天，天上飘着细雨，33岁的毛泽东一个人跑到武昌江边的黄鹤楼老地方，心里头那个激动啊，思绪乱飞，然后就写了一首《菩萨蛮·黄鹤楼》。词里头有这么几句：“黄鹤飞到哪去了？现在就剩下些游客在这儿晃悠。我拿着酒杯对着江水倒酒，心里的波澜跟着浪头一起翻腾！”
那年夏天，毛主席离开了武汉，这一走，就是整整25年的时间。
但是，说到江城武汉，特别是那座在毛泽东诗词里出现的黄鹤楼，它和革命领袖加诗人身份的毛泽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1953年春天，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头一回来到武汉。2月18号那天，他再次踏上了离别了25年的黄鹤楼老地方。这时候的毛主席，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心里头挺不是滋味，不知所措”的年轻人了，他已经成为了带领几亿人民开创天地、建立起新中国的大领袖。
下完黄鹤楼的山路途中，有个小孩认出了毛泽东，没一会儿，他就被密密麻麻的游客给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那声音像是一阵阵春雷，响彻江边的天空。多亏了身边工作人员的帮忙，毛泽东费了好大劲才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成功脱身。对于这事儿，毛泽东只是笑了笑，说了句：“黄鹤楼真是让人难以离开啊！”从他的表情来看，他心里头肯定是美滋滋的。
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时光中，毛泽东差不多每年都会到武汉待上一阵子，加起来总共来了三十多次武汉。单说他在武汉长江里游泳的次数，就达到了十八次！
1956年6月头上，毛主席带着“就算风浪再大，我也像在家门口散步一样自在”的胆识，头一回在武汉痛痛快快地游了回长江。他那种“横穿万里长江，放眼楚天多宽广”的壮志，让这位大诗人在那时候心情特别舒畅，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这首气势磅礴的好词。到了1958年，毛主席在武汉忙活着，一连开了汉口会议、武昌会议，还有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留下了不少重要的历史资料。
在武昌东湖，毛主席住的地方，他陆陆续续会见了好多国家的领导人和重要客人。比如朝鲜的头儿金日成，还有美国那儿的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挺有名的学者杜波伊斯教授，日本的浅沼稻次廊，他是社会党的老大，再有就是印尼共产党的头头艾地，英国以前的那个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等等这些大人物，他都一一见过。
就算在那些特别的日子里，毛泽东也好多次跑到武汉来瞧瞧情况。
【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去武汉】
1974年，从7月18号一直到10月12号，毛泽东最后一次来到了武汉。那时候，他住在武昌东湖的梅岭一号，一待就是快3个月的时间。
毛泽东一到武汉，头等大事就是找医生瞧瞧他的眼睛毛病。
1974年的时候，毛主席的眼睛大不如前，看啥都变得不太清楚。因此，他之前一直坚持自己亲手批文件、写稿子，但这之后也不得不换个方式，让别人帮他读文件、写东西。
毛泽东的眼疾问题，党中央特别上心。一开始，是周恩来亲自负责他的治疗事务。但到了那年6月，周恩来因为身体原因住了院，于是，毛泽东的治疗任务就转交给了邓小平来负责。
八月那会儿，武昌迎来了一批知名的眼科大夫。他们给毛泽东的眼睛做了好多遍细致的检查，最后商量着确定，他老人家得的是“老年白内障”，而且右眼情况比较严重，左眼稍微轻点。
从健康角度看，白内障说的是眼睛里那块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模糊不清，这样一来，视力就会变差，甚至可能看不见东西。这病大多找上五六十岁往上的老人家，而且往往是两只眼睛都会中招，不过通常是一个接一个地来。白内障算是眼病里比较难搞的一种，到现在也没有啥快速又管用的法子能立马治好。它得经过开始变浑、膨胀、完全混浊，还有过度混浊这四个过程，等到时机成熟了，医生才会根据病人的情况来决定要不要动手术。
毛泽东得的是那种挺常见的老年白内障，说得更确切点，就是皮质性的那种。根据病情的发展，他的眼睛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到了这个阶段，他只能感觉到光，就是能分清光的方向和颜色亮暗这样。对于一个天天写字、书不离手的人来说，这点光感和瞎子没啥大区别了。这几个月，大夫给毛泽东开了维生素C和B2吃，还配了眼药水滴。但这些办法也就只能让他视力暂时好点，没法真的把白内障治好。反正吧，毛泽东这眼病是已经确定了。
说到对毛主席眼病的关心，周恩来总理绝对是头一个。在周恩来负责毛主席的医疗小组期间，他经常召集医生们开会，一起讨论毛主席的病情和该怎么治疗。而且，周恩来还亲自试用毛主席要用的眼药水，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听说在武汉的毛泽东两只眼睛都查出了“老年白内障”，刚从医院做完手术的周恩来心里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吃饭不香，睡觉不宁。他赶忙让人把自己用了好多年的老花镜捎给毛泽东，还特意叮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这眼镜我戴了挺长时间，挺顺手的。给主席试试，要是戴着不舒服，赶紧告诉我，咱再给主席换副新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那份深厚情谊，从这里就能看出来。
考虑到医生的建议以及毛泽东当下的身体状况，大家商量后决定，先让毛泽东多休息一阵，同时持续他的眼病状况。等时机成熟了，再考虑给他安排手术治疗。
虽然身体有多种病痛，但毛泽东靠着坚强的毅力，依然坚持学习和工作不放松。在武汉的日子里，他在东湖的住处接待了好几拨重要的外国客人，总共有5批，他们分别是：
9月4号那天，我们跟多哥共和国的总统纳辛贝·埃亚德子和他夫人见了个面，还有跟他们一起来访的7位政府部长也一起聊了聊。为了这次会见，邓小平他们还特意飞到武汉来陪同。
9月9号晚上，我和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的头儿、也就是武装部队的老大雅库布·戈翁将军，还有他夫人见了个面。陪同的是李先念他们。
9月19号一早，跟毛里塔尼亚的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夫妇还有他们团队见了面。邓小平也一块儿参加了会见。
9月27号那天，我跟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见了个面，这个人就是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还有马科斯的儿子小费迪南德·马科斯也来了。韩念龙他们几个也一块儿陪着见了面。
10月5号那天，我见了加蓬总统，也是政府头头，哈克·奥子尔·邦戈，还有他夫人他们一行人。邓小平等人也一块儿陪同会见。
毛泽东在武汉搞的那些外交活动，那时候的国内报纸都报道了。不过有个挺小的、容易让人忽略的地方，就是报纸上没提他具体在哪儿见的那些外宾。
在1966年以前，毛主席到外地干啥、去了哪儿，报纸上经常会报道。就拿1953年春天他头一回往南边走，还有1958年1月份在广西南宁开会那会儿来说，台湾的飞机还来轰炸过呢。但毛主席压根儿没往心里去，他还开玩笑说：“蒋介石的消息可灵通了，我去哪儿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不过呢，毛主席还是年年都离开北京往外跑，也经常跟外国朋友，还有当地的干部群众见见面、聊聊天。
到了特别的时候，毛泽东出门的行程就得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拿这回他出去“放松放松”来说吧，除了中央政治局的大佬们、相关的医生和护士，还有外交部那几个负责招待外宾的，其他人，哪怕是级别不低的中央党政军的头头脑脑，都不知道毛泽东跑哪儿去了。那些能见到毛泽东的外宾，外交部门肯定会私下里叮嘱他们，得“守口如瓶”。
在毛主席武汉期间的一系列外交活动里头，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插曲，发生在9月27日他会见马科斯夫人那会儿。根据新华社一位当时在场的摄影记者的回忆来说：
那天，毛主席就站在客厅门口等着客人来。不一会儿，打扮得特别高贵的马科斯夫人就走到了毛主席跟前。毛主席一看，眼里都闪着惊喜的光，仔细瞧着这位特别亮眼的客人。这时候，马科斯夫人礼貌地把手伸到了毛主席胸前，动作挺优雅的。毛主席一看，立马就笑了，笑得还挺幽默，他不慌不忙地拿起夫人的手，轻轻地亲了一下，做了个正宗的“外国礼”。毛主席这个动作做得那叫一个自然，就跟电影里那些绅士一样。接着，马科斯夫人也笑着回了礼，跟毛主席说：“真是我的荣幸啊！”
这位老记者，干新闻摄影好多年了，可面对这个一闪而过的“画面”，他居然愣了一下，没来得及按下快门，就这么错过了捕捉它的好机会。
其实，那时候毛泽东的眼睛看得不太清楚。他只能模模糊糊地认出眼前的东西，然后做个大概的判断。说到伊梅尔达夫人突然用了外国人的那套礼节，这换做任何一个中国人，可能都会觉得有点为难。毕竟，碰到这种情况，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合乎礼貌。
但是，说真的，也就只有毛泽东，能在那种关键时刻做出那么得体、又不失分寸的决定！别看毛泽东行动慢点，视力也不太好，可他的脑子转得那叫一个快，真让人不敢相信。
【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一个号召】
10月4号，国庆长假才歇了短短3天，毛泽东就在武汉做出了个超级重要的决定。啥决定呢？就是提议让邓小平来当国务院的第一副总理。
自那年6月起，周恩来总理因病情严重住院治疗后，国务院总理的继任者问题便悄然进入了毛泽东的思考范畴。而江青等人，长久以来对总理职位虎视眈眈，此刻正秘密筹划，企图借机有所作为。
周恩来心里盘算着，新中国第二任总理的位子，最适合的人选肯定是跟他并肩作战了几十年的老伙伴邓小平。这么多年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绝对有水平、有实力来挑大梁，掌管国务院的工作。就是因为这么想，周恩来才特意让刚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参加国内外的各种大活动。
与此同时，江青一伙人也在不断地制造阻碍，他们坚决反对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位置。不久前，江青极力阻止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的行动，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这种时候，毛主席的看法非常关键。之前说过，在武汉的五次外交场合里，邓小平经常陪在毛主席身边一起接见外宾，这无疑体现了毛主席对邓小平有着极高的信赖。
10月4号那天，毛主席吩咐他的机要秘书，给在北京的王洪文打了个电话，说想让邓小平来当国务院的第一副总理。可没想到，王洪文那会儿正管着中央的日常工作呢，他居然想压下这个消息，没立马告诉党中央的副主席周恩来、叶剑英，还有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他直接就把这事儿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说了。
可能毛泽东心里早就有数，江青那帮人会拿第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来“找茬”。在他要离开武汉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点头同意了中共中央关于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这份通知是在1974年10月11日发出的。在这个《通知》里头，最抓人眼球的就是提到了毛泽东在武汉时的一个重要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已经搞了8年了。现在啊，还是稳定点比较好。全党全军，得拧成一股绳。”
其实，与其将这事看作是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的一个呼吁，不如说，这是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看清了江青那帮人搞破坏的真面目后，对“四人帮”发出的一个明确警示。
就在中央那份《通告》公布出来的次日晚上，毛主席坐上了直奔南方的火车，告别了住了86天的江城——武汉。
可能没人能真正明白，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武汉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但长江的水一直奔腾不息，东湖的桂花年年香气扑鼻，特别是黄鹤楼这个地方，它曾是青年毛泽东展现不屈斗志的地方，也见证了他晚年对国家、对人民的深深忧虑。这些地方，会一直记得这位伟大历史人物在这里留下的深刻印记……
